杨洁勉谈大国外交的机制和创新

发布时间:2017/10/24 11:07:50

  编者按:本文系杨洁勉参事2017年9月22日在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协办的“大国外交机制:比较与创新”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主旨演讲摘要。

  近期播放的《大国外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们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界对这个议题应该要有自己的专业思考,我对此谈四点想法。

  一、大国外交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大国外交有三重含义,第一重是古今中外所有大国的外交。第二重是当代大国的外交,当代哪些算大国呢?还存在一些争议。根据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主要是包含三层,第一层是传统大国,包括霸权国家和超级大国,第二层是新兴大国,第三层是地区大国,像印尼、伊朗、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三个层次加起来基本组成二十国集团。

  第三重含义是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中国的大国外交。2008年是一个分界线,2008年以前我们也讲大国外交,但那个时候讲的大国外交主要是中国和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比如中美外交、中俄外交等。2008年以后,主要讲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所进行的外交,从其内涵、范畴、视野来说,与以前有质的不同。

  从历史来讲,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30多年的演变发展进程,这一词汇的出现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密切相关。上世纪80年代,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用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上世纪90年代,十四大和十五大用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21世纪起,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作为一个专用名词了。

  与此同时,中国国关学界也开始有人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外交”、“中国特色的外交”、“中国特色外交”。但中国国关学界对“中国特色外交”,特别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颇有争议,很多学者一开始是不认可的,所以这方面的著作至今不多。其中原因很多,包括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的影响太深。

  党的十八大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官方首先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现在能查到的最早的公开文件是王毅外长2013年6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表题为“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讲话。中国外交部长的讲话和一般的讲话是不一样的,他要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我认为一定有更深层次的背景。有关2013年10月24至25日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的公开报道中没有使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词。但有关2014年11月28至29日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公开报道中说:“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可以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的。自此,中国学界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研究持续升温。

  二、当代大国外交的比较思考

  第一个是制度问题。在大国领导普遍实行任期制的当代,有些二元对立统一的问题值得研究。一方面,世界多极化加速,国内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力量影响增加。另一方面,涌现了普京、默克尔、习近平、安倍、莫迪等强势领导人。对于具有明显领导人印记的大国外交,需要我们进行客观分析和深入研究。

  第二个是理论问题。大国外交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世界观理论,这是对世界发展的理解和把握。习近平任总书记以来,再三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此开了两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我到大学去讲课,都要问一下学生,你们看过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吗?回答基本上没看过。他们回答我的就是三个主义: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西方的学术影响已经传了好几代,学术上一代是五到十年,改革开放40年,少说就是5代人,许多学者和学生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不看。其二,外交战略理论,是关于大国外交的目标、方向、条件、任务和挑战的理论。其三,决策理论,主要讨论决策机制、决策过程和决策后果等。当前,涉外学界的重点和亮点在于战略和决策层面,但是上升到世界观的哲学层面,现在比较少,我们应该重视这个任务。

  第三个是中国特色问题,主要体现为:其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条叫政治安全。其二,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习近平在“7·26”讲话中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所以,中国现在有两个特点,既是初级阶段,又在不断变化。其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精华部分也非常丰富。“中庸之道”在分析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上应当是极其重要的,讲究兼顾两头、照顾中间、量力而行等等。

  三、大国外交机制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大国外交有共性。中国的外交决策和运作机制基本上与世界各类大国相同,但也因政治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具有特殊性。

  从普遍意义上讲,外交机制大体安排是:其一,大国外交的决策权在最高领导人。其二,决策和执行的部门主要是外交部。当然,有些国家的军方对外交有很大影响,有些时候一些重要地方和地区也会参与决策。其三,是外围影响,包括智库、舆论、非政府组织、利益团体等等,这方面世界上都差不多。

  从中国外交的特色来讲,最大特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在中国外交决策和执行机制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央层级方面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等,这些机制都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运作的。从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学者就不断提出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到2014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有些学者就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中国搞决策不是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模式搞的,而是在中央核心领导和政治局常委的领导下进行的。

  中国外交机制正在进行改革。习近平把中国外交机制改革纳入国家整体改革的一部分,遵循从易到难逐步推进的原则,进行精细化的顶层设计,已经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14年春,中国正式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2017年2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对地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改革驻外机构领导机制、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的实施意见》、《关于改革对外工作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改革援外工作的实施意见》等。

  7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自2000年起,已建立了8对中外人文交流机制:中俄、中美、中欧、中英、中法、中印尼、中南非、中德。在中美人文交流机制方面,北京大学是主要的学术支撑力量,复旦大学也承担一些。今后可能还会有智库、学者方面的交流机制。

  鉴于外交的特殊性,中国外交机制的改革应当、而且也只能是“稳定求进”,在逐步和循序渐进中改革和进步。

  四、大国外交机制的创新

  500年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都有世界大国的经历,拥有较为成熟的大国外交机制以及理论和实践。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主要是最近十年的事情,仍然处于学习和实践的初级阶段,更加需要从体制和机制上向古今中外的大国和中小国家学习,并加以创新。英国的核心内阁制和成立于194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都对中国具有参考价值。同时,中国的外交机制也应该体现一些中小国家的期待,特别是公正合理与合作共赢的期待。

  至于中国外交机制创新的思路,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时代性机制创新。在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中国的大国外交机制要在道义、原则、机构等方面有所创新,更好地服务于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和当年英国创立的“日不落帝国”和美国创立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是不一样的,中国代表着时代的进步性。

  第二,人民性机制创新。精英外交有精英外交的机制,大众外交有大众外交的机制。两者不应互相排斥,而应当相互结合,形成整体。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中还出现了“姚明现象”和“马云现象”。多的时候,马云一天要见4个国家总统。这说明,中国外交在机制上需要真正代表、反映和服务最广大人民的意愿,使他们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科技性机制创新。张骞和班超体现了“秦砖汉瓦”时代的外交机制。杰斐逊作为首任国务卿和驻法使节,代表了18世纪美国外交机制。中国能否在当前的智慧革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中捷足先登,在大国外交机制上有所创新,值得期待。

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