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

发布时间:2018/7/18 10:30:53

市政府参事 蔡建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他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要求中,特别提到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这不仅是新时代的新任务,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为之探索的事业。今天,在纪念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驱蔡元培一百五十周年诞辰之际,缅怀他所倡导的站在“我”的立场上,以“兼容并包”的思想对先进文化进行传承发展,仍有现实意义。

  蔡元培所处的是个激烈动荡和深刻变革的时代。鸦片战争后,古老而悠久的中华文化在西方的激烈冲击之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经过艰难和曲折的认识过程,提出了“学习西方”的口号,探索的过程也在不断深化。

  蔡元培有着强烈的时代意识。他经历过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日本侵略等列强的侵华战争;经历过清王朝、袁世凯、北洋军阀统治以至国民党统治的时代;经历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社会变革。在思想领域,面临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的激烈冲突,以及由此形成的相互摩擦、借鉴和融合。在这动荡的历史背景下,作为知识分子,要在思想上保持一贯性并非易事。他在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蔡元培以热爱祖国和民族的崇高精神,从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着手于振兴中华和民族复兴大业,在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近代中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对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蔡元培横跨政学两界,他既是中国近代教育和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又书写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新篇章。他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在物质层面开拓强国之路,也应在精神层面培养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1940年3月他因病在香港去世后,毛泽东主席在唁电中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同志在纪念建党六十周年大会上称蔡先生为“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与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引述了蔡元培之语以勉励学生。

  蔡元培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素养,然而,正当他达到科举仕途的巅峰之时,因甲午战争的惨败而带来的亡国危机,震撼了这个年轻翰林的心。他在这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民族危亡之际,思索着一系列问题:晚清政府在列强的侵犯面前,是否具有以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抵抗的能力?为了这个抵抗,是否能以自身的力量来开展走向近代国家的自我变革?蔡元培通过对时局的分析,回答是否定的。

  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蔡元培深感中国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旧学的弊端,因此,他毅然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一方面,他从西方文化的本源入手,把握其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他又从中探寻救国的新知,以实现救亡图存的远大理想,并始终追随进步,这正是蔡元培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之所以赢得世人尊敬的原因。

  在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中,蔡元培主张以“兼容并包”的精神发展文化,在东西文化的冲突中主张兼容中西,反对全面西化和全盘国粹,提倡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部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使之融合起来。蔡元培中西文化融合的思想具有如下的内涵:必须充分意识到现代社会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必须站在“我”的立场上,“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以科学的方法对待固有文化,然后,根据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进行取舍,将所取的成分融合起来,以便于去创造一种高于西方又适宜于中国国情的新文化。

  蔡元培在学习西学的过程中,以顽强的毅力学习了多种外国语言及西文书籍。他学习外语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即基于“今后学人须具有世界知识,世界日在进化,事物日在发明,学说日新月异。”“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他以学习日语作为了解西方文化的桥梁,而学习欧洲语言,是出于如果不通欧洲文字,西洋一切文化均无从了解的考虑。蔡元培自1898年即他32岁时开始学习日文,又于33岁(1899年)学习了英文,36岁(1902年)学习了拉丁文、37岁(1903年)学习了德文、47岁(1913年)学习了法文、57岁(1923年)学习意大利文并提倡学习世界语,进而主张在国际上采用世界语,并于1923年亲自担任北京世界语言学校校长。他的德语和日语能力达到了自由阅读和笔译的程度,德语更是达到了跟德国人一起听课的熟练度。由于掌握多国语言,也使蔡元培在从事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时,具备了便利条件。

  蔡元培于1902-1926年20余年间前后六次到国外游学和考察,在外居留近12年,出国年龄集中在四十岁到六十岁这20年间,可谓是“老学生”,真正体现出“活到老,学到老”和“学不倦”的顽强精神。正因人已到中年,具备广博的社会阅历,蔡元培更能在西学之中理性分析、分辨吸收西方文化。六次赴外经历中,他大部分时间是去欧洲,除第五次(1920年12月到1921年8月)以大学校长身份赴欧美九国考察教育外,蔡元培始终以留学生身份出国游学,主要靠翻译书稿等方式勤工俭学,生活极为简朴。第五次赴美考察途中,夫人黄仲玉不幸在北京病逝,他怀着失妻之痛,继续考察直至完成任务。蔡元培留学时的年龄、在国内社会地位以及他为振兴中华而虚心好学的不倦精神,在中国留学史上实属罕见。

  蔡元培在学习西方文化、追求西方文化底蕴的同时,将西学中的哲学与美学理论,民主与科学精神等做了特别的考察和研究。他洞察到,哲学思想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美学能陶冶情操、提高人的素质,民主和科学是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领域中最需要的精神。他认识到:“民族的生存,是以学术做基础的。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兴衰,先看他们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和艺术。”回国之后,他以传播西方文化为己任,对欧美的文化和科学成果加以介绍。他一生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与世界学术之林”,“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为目的,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竭尽全力,起到了奠基作用。

  近代中国思想界在围绕着如何对待和理解西方文明及怎样学习西方文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全盘保存国粹和全盘输入欧化的激烈争论。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蔡元培的观点和态度始终是很明确的。他在考察和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后,又正视我国近代落伍的现实,比前人更注重思想文化层次的变化和建设。他既不赞成固步自封的国粹派,也反对消亡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盘欧化论,他反对用西方文化替代中华文化,或用中华文化抵抗西方文化的做法。他曾指出,“主张保存国粹的,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说中国旧文明没有价值,这是两极端的主张。”他主张把继承传统文化遗产同广泛学习外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吸收和消化,创造一种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文化,以促进我国学术的新发展。因此,学者认为蔡元培是“凝结中国固有文化的精英、采撷西方文化的优美”,中央研究院在祝贺蔡元培六十五岁寿联中称:“箤中土文教之精华于身内,泛西方哲思之蔓衍于物外”。

  他兼融中西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实现文化近代化,在中国进行文化重建。他认为,既要学习西洋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又要以科学的精神来对待西方文化,这是他学习西学时的一贯强调的态度。学习西方文化的前提是站在弘扬中华文化的角度和高度来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强调的是交流和融合,反对的是对立和冲突,主张既不崇洋媚外,也不全盘接受。

  蔡元培东西文化观中的一个最基本思想,是主张对外来文化要作具体的研究,“择其善者而从之”,反对守旧和盲从。他认为,“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一种新文化。”进行学术研究的宗旨,应该是“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学术,俾适用于现代”。

  蔡元培认为在学习西方文化时,重要的是如何吸收外国文化,从而发展中国文化。他提出,在文化交流中,对外国文化必须进行“消化”,即理解,坚决反对对西方文化生吞活剥,盲目照搬的态度。他曾在《文明之消化》一文中,指出:“凡生物之异于无生物者,其例证颇多,而最著之端,则为消化作用。消化者,吸收外界适当之食料而制炼之,使类化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发达。此自微生物以至人类所同具之作用也。”他说,“人类之消化作用,不惟在物质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他强调了消化的作用在于助己发达。同理,人类在吸收外来文化时也应该注意消化,经过一番消化的工夫,在理解的基础上,将异域文化转化为于己有用的东西。“一种民族,不能不吸收他族文化,否则不能长进也”。他还指出,在学习外国文化的过程中要善于消化,注意辨别,吸收养料,去其糟粕。他强调和致力于两项工作:一、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继承精华;二、强调文化交流的必要性。而对于如何“吸收”西方文化上,蔡元培认为必须站在“我”的立场上进行“吸收”,“则所得于外国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所以,向西方学习,绝不是全盘西化,要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使之成为世界文化的一分子而存在,追求和“吸收”外来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蔡元培认为,在对待中外文化中,盲目自大和自卑自弃,是中国人长期闭关保守造成的两种极端,于文化发展十分有害。自大者,保守心太重,以为我中国有几千年之文化,为外国所不及,外国之法制皆不足取,藐视西方文化;另一些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则表现出崇洋媚外、自卑自弃的态度,这两种态度都阻碍文化的发展。蔡元培认为,对于这些保守自卑的“旧习”应“破除”。他认为,“照懂得欧洲也懂得中国的人看来,中国和欧洲,只是表面上有不同的地方,而文明的根本是差不多的”而且“两方文明进步的程序,也是互相仿佛的。至于这方面的进步较速,那方较迟,是因为环境不同等等的缘故。”因此,他坚信中国人只要虚心学习西方先进之处,奋起直追,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能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

  蔡元培中西文化融合的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他一贯认为中西文化应该是平等的、双向的。他强调“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国固有文明输出”,“今日中外文明,既有沟通交流之机会,我们是格外要留心的”。因为他认为,

  第一,“国际间的和平,以相互了解为第一步”。为了创造国际的和平环境和促进国际和平的发展,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不仅中国人需要了解西方,而且也应使西方了解中国,增进相互了解从而实现国际间的和平。

  第二、蔡元培感到“现在欧美大势,中国人已经渐渐了解,独是西方人对于中国,不了解的很多”由于中国和欧洲相距遥远,语言文字隔阂,“在西方所得到的中国消息,多是由游客的记述、多少著作家对于中国的著作、和日常报纸所录得短小新闻等等得来。但游历的人往往仅在中国居住几个月,就以为游完中国,他们所见的,自然多是皮毛的事。描写中国的著作家,大多数也是没有很精深的观察的。至于日常报纸的新闻,真实的地方更少。所以中国的真面目,往往被他们说错。”基于这种状况,蔡元培提出“现代学者当为东西文化作媒介”,使世界了解中国,并强调其中包括两点:“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和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

  蔡元培关于学习西方文化的方法和态度,清楚地反映了他超越时人的认识水平。他不仅有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热情,而且有融汇中西、创造中华新文化的信念,这与他丰富的阅历、渊博的知识和兼容并包的精神密不可分,也是“有容乃大”的精神境界的体现。

  然而,蔡元培所期望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由于当时国家的贫弱而难以实现。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强大了,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华文化也已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汉语热的兴起、孔子学院的遍地开花便是明证。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要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是走近了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重任。要实现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在改革开放中如何保持自我本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蔡元培一百多年前的观点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