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传”与“承”是两码事

发布时间:2018/9/10 10:37:48

原市政府参事 葛剑雄

  向钱钟书的表兄借书看

  尽管我的求学经历主要在1949年以后,但在1966年“文革”爆发前,我已经完成了小学至高中的学业,并在此期间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我读初三时,恰逢四川路闸北少年宫开张。当时爱好广泛的我同时考中了美术与文学创作两个兴趣班。不巧的是,这两个兴趣班都安排在周四晚上活动,我便分单双周轮流参加,两头都不落下。兴趣班虽然都不收学费,但美术班要自己承担油画颜料和画布,这在那个生活水准普遍低下的年代,显然是一笔很大支出。于是,我不得不忍痛割爱,退出美术班,专注于文学创作。

  在少年宫,我结识了一位名叫孙书年的厂校教师。后来才知道,此人乃是钱钟书的表兄。这位孙老师水平极高,业余时间给我们上课时,发现我对诗词写作格外有兴趣,便额外给我“开小灶”。我还获准经常单独去孙家切磋诗艺,也因此有机会阅读孙书年家藏的古书,甚至借回家看。不仅如此,当时给我们上书法课的,还有当代书法大家、沈尹默的入室弟子胡问遂。那段时间里,我特别痴迷于《诗词格律》,还到纸店买最便宜的、裁下来的废纸边角料习字,逐渐萌生对传统文化的亲近感。

  我小时候家中并没什么书可读。初中时,学校图书馆里藏书也不丰富。当时学生借书,都是把要借的书目单子交给学习委员或图书委员,统一向图书馆借阅,而且需要的书还常借不到,因为图书馆只肯把小说一类的通俗读物借给学生。有一天,班上的语文老师发现我在看《楚辞》,不禁为我的阅读面之广和求知欲之强而感到惊讶,从此便代我向图书馆借书。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号称“重点”的市北中学,图书馆的藏书规模增加不少,我自然再度获得了自行借书和利用阅览室的“特许状”。在这里,我先是读完了《资治通鉴》,又陆陆续续读完了“二十四史”,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传统史学功底。市北中学的历史老师允许我任意安排历史课的时间;每逢考试,我也总是快速交卷而后自行其是,这些也都得到了老师们的宽容。读书之余,我仍没有改变兴趣广泛的性格,用无线遥控机和柴油机做过航模,也组装过无线电机,直到考三级运动员时,才因为时间紧张而停下来。在那个时代,班上的许多同学都得到了相当自由的个性发展。当时班上有善于画飞机图纸的同学,在1963年的高考中以上海市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北航,之后又获得了北京市三好学生的奖章。师友的帮助,以及严肃活泼的校园氛围,都为我的成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高中时代,我十分想读北京大学的古典文献专业。谁知这时却被查出患有肺结核。这对我来说是很沉重的打击,只得病休一年半,直到所在班级毕业以后,才好不容易争取到复学试读的资格。试读虽然跟上了进度,到1964年5月高考体检,结果因年龄问题,仍不符合高考资格。万般无奈之际,这年9月,我接受了学校领导的动员,参加师资培训。此后留校实习,1965年正式成为一名中学教师。

  直至此时,我仍未放弃病愈后再考大学的希望。谁知一年后,“文革”爆发,大学停课。复课以后,大学招生单要工农兵学员,且只接受推荐。我又被摈斥在推荐范围以外。

  即便如此,我仍没轻易放弃读书机会,甚至借着“大批判”的幌子,“正大光明”地读起书来。1971年以后,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作为批判材料的儒家典籍,如《论语》之类,便“名正言顺”地走进我的视野。在紧随其后的“批儒评法”中,甚至有机会对韩非子、荀子、王夫之、魏源等一系列被认定为“法家”的学者及其思想进行深入了解。

  我很早就有流连于新华书店和各种旧书摊的习惯。民国时的《六朝文絜》,如今已成拍卖价高达数万的珍品,学生时代的我却只花一两块钱便“淘”到了。“文革”中,古籍书店、新华书店等地更是我低价搜购内部书的去处。当时,周恩来总理曾命学者翻译外国人文社会著作,供干部内部阅读。据说后来教师也被认定为干部,于是我又逮着机会大量阅读了《光荣与梦想》《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李光耀传》《第三帝国的兴亡》等著作。此外,作为一名英语老师,我还有机会堂而皇之地阅读英文版《毛选》与《毛主席语录》,为后来读研打下了良好的外语基础。

  胡耀邦鼓励我:“好好跟老师学啊!”

  1977年,恢复高考,我因年龄超过31岁的报名上限,与高考无缘。于是,1978年零门槛的研究生招考就成了我当时的最佳选择。尽管仍然心仪北大,但考虑到当时自己已经结婚成家,最终选择了复旦大学。当时并不十分了解历史地理这门学问,望文生义地认为它只是历史与地理两门学科的叠加,而自己恰好对这两科都很感兴趣,再加上谭其骧先生的巨大声望,遂选择了这个专业。谁知这个决定,竟使我与复旦史地所结下了几十年的不解之缘。

  其实早在高中时代,我便已“神交”谭其骧先生。1960年,谭其骧曾被全国文教群英会评为全国先进模范,他的大幅照片,当时就展示在南京路国际饭店对面的光荣廊中。那幅照片以及“历史地理”这个名词,当年已令我产生了新奇之感;后来得知谭其骧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乃受毛主席之命,更对他产生了钦佩之情。1978年,我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在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又看到了谭其骧的名字——时至今日,还清晰地记得选票上写着谭其骧教授“时年67岁”,于是立即投了他一票。很快,我便投入谭先生门下,正式成为他的一名研究生。

  当年报考谭其骧教授的人非常多,最后录取的只有五个人。其中我没上过大学,周振鹤先生本科学的是矿冶专业,考试成绩却分别名列第一和第二,排名第三的才是一名南京大学历史系科班毕业生。谭其骧教授还为此感叹:“我们的培养是失败的”,而我则以“个案不说明问题”从旁宽慰老师。

  最初,因为我的外语功底好,谭教授命我先跟复旦历史系的章巽教授研读中西交通史。在那半年中,拜访章巽老师成了我每周的功课。一个学期以后,由于谭其骧自1978年2月开始中风,我便回到了谭教授门下。当时,谭教授给学生们开课,都是在华东医院会客厅,后来又转移到辞书出版社的一个房间里。

  1980年,学校正式要求我担任谭其骧的学术助手,从此我便获得密切接触谭先生的机会。除了为老师送书送杂志、处理信件等日常杂务,我还担起了陪同老师外出、照料起居的重担。上海的夏季格外炎热,经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特批,衡山宾馆专门为谭其骧开了一间房,供他办公,我也陪他在那里住了半年。为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我又陪谭其骧在汉口路的松江饭店住了一年。谭先生行动不便,进了浴盆就站不起来,我便为他洗澡。可以说,在那些日子里,谭其骧与我的接触时间甚至比自己的子女还多。

  因此,与一般的学生不同,除了阅读老师的著作,我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接触老师的思考与写作过程,了解老师的学问是如何产生的。在衡山宾馆,每日饭后散步,谭其骧都会同我分享自己最近的思考。《中国历史地图集》西藏边界的划定曾引起争论,最终经由胡乔木报告胡耀邦,谭其骧实事求是的观点得到了中央的肯定。1983年,年逾七旬的谭其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接受《上海支部生活》的采访时,久经风雨的谭其骧感到犹豫,他对我说:“无论假话还是空话,我都不愿意说。”我立即鼓励老师放心讲真话,并强调:“您做的是历史研究,过去难免受到错误路线的干扰,但三中全会主张‘实事求是’,这就说明我党已经走上了拨乱反正的道路,‘实事求是’也正是您一生的追求。您1926年参加共青团,只不过因为‘四一二’政变才与组织中断了关系。如今邓小平也肯定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历史包袱可以放下了。”这次访谈文章由我起草,经谭其骧修改,后来被多家报刊转载,如实地反映了谭其骧的一生。谭先生的求是品格,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侍谭其骧教授期间,令我得到了大量接触学术先达的机缘。在史地领域,除了太老师顾颉刚未曾面见,徐中舒、缪钺、蒙默、郑天挺、王仲荦、唐长孺、吴于廑、周一良、田余庆等,凡当时在古籍整理组或学科评议组中的学者,我都曾旁听过谭其骧与他们的交谈,也伺机向他们请教。我当年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阵容非常豪华;由于论文题目涉及人口史,谭其骧教授甚至曾命我去向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开创者胡焕庸先生请教,一时传为佳话。

  有一次科学院主席团开会投票,会议因记票暂停休息时,我扶谭其骧教授退场,这时旁边有好心人说:“既然谭先生行动不便,就不要回房间了,直接随主席团去休息室吧。”进门一看,我不由得吃了一惊:钱学森、华罗庚等大学者全在里面休息。钱学森精力比较旺盛,到处找人聊天,但其他年长的先生很快都睡着了。钱学森问我为什么来。我答道:“我是来陪老师的。”如果当时有现在这样方便的智能手机,只要随手一拍,中国顶尖的科学家们便可被“一网打尽”了。

  1981年5月,学部大会召开,我陪同谭其骧教授在中南海怀仁堂听胡耀邦作报告。胡耀邦率真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胡耀邦原本准备发言四十分钟,讲到激动处,一拍桌子,又口若悬河地发挥下去,结果整整讲了两个小时。会议结束,我忙着去前排接老师。出门以后,发现胡耀邦还站在门口和人聊天。想到常听人说胡耀邦个子矮,我顿时好奇心大作,便走上前细细打量,发现胡耀邦其实和自己差不多高。胡耀邦看到我,便问:“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回答:“我是陪老师来的。”胡耀邦用他一贯的爽朗口气鼓励我道:“好好跟老师学啊!”

  “传”与“承”是两个概念

  继承传统文化,切忌混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部分。我常怀着一种担忧,那就是当下的文化界有些人正在走向与“文革”相反的另一种极端,由“全面否定精华”转向“全面肯定糟粕”,把明显属于封建迷信的东西拿出来兜售。2016年,我曾向教育部建言,强调义务教育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绝不能容许以全日制私塾等形式取代;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个大方向是必须把握的。即便儒家文化也不都是“经典”,若不辨良莠地大肆鼓吹,将适得其反。

  所谓“传承”,其实“传”和“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中,“传”指的是无条件地照样保留——精华该保留,糟粕也该保留,精华糟粕分不清的更要保留,好让下一代能够了解我们的历史与社会。比如过去有些生产方式,虽然显得落后,今天却被认为是环保的;古人有些精神境界,在今人看来也是难以达到的。以前我们对传统文化总是“破”字当头,这种态度不对,应该先讲保存。但是保存不等于弘扬继承,“承”则是要学习延续,它的对象应该是文化精华。

  在我看来,“传”的具体方法特别需要我们思考。比如传统傩戏中,很多内容都是迷信,对它的“传”绝不意味着扩大,而是规定文化传承人授徒,或者引入信仰。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就很有参考价值。日本将部分传统艺术列为国宝,把几个艺人养起来,只要求他们带几个徒弟,不走样地传下去就行。即使是糟粕,也为后人保留标本,可资殷鉴。比如绍兴师爷,他们的技艺口耳相传,可惜并没有留下口述史,所以我们现在能详细了解的著名师爷就很有限。若要了解清代至民国的中国幕僚政治运作,师爷的传统就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尽管其中不少内容都是糟粕。对这类糟粕的“传”,就像今天将奥斯维辛集中营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恶迹的保留和展示,不无历史价值。

  现在文化领域的乱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与“承”两套系统标准的混杂。白先勇推动青春版昆曲,苏州的老昆曲艺术家都感到被抢了饭碗,但实际上,五百多个昆曲曲目中,两百多个已经没人知道了。其实二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愿意的人可以搞青春版甚至卡拉OK版,但也要知道,青春版不是原来的昆曲,如果昆曲低俗到卡拉OK的程度,也不再是高雅的昆曲了。正确的办法,是没法“承”的就“传”。这就像骈体文没必要普及,但也要有几个人会做,不要太多,全国有二三十个人就可以了;很多死文字,也要有几个人会。至于主张保持方言,留住上海话,这种期待也不无空想意味,因为上海话本身就在变,应该留下哪个时代的上海话?上海话里很多词汇是英文的,留住这些,清朝的上海话不就丢失了?所以留存语言,最好的办法也只是保存一代代的录音而已。从这些案例来看,传统文化一部分只能靠“传”来保留,强行推广是没有意义的。

  弘扬传统文化也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文化对立。习近平总书记自青年时代便泛读各国文学著作,出访法国时又谈到法兰西文化对人类的贡献,表明西方文化中的一些部分也是正能量。文化自信不是认为自家文化全球第一。文化本身无所谓第一,问题在于某种文化是否适合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自信即在于确认这种最适合自身的文化,不等于自大。因此,弘扬传统的同时也要肯定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文化就是继承传统精华又吸取世界精华的成果。

  上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特别优势

  中西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是相通的。由于历史原因,上海接触外国文化机会较多,因此与其他地区相比,更容易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比如,芭蕾舞剧《朱鹮》在上海登上了舞台,这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吗?当然不是,但是它属于世界优秀文化,仍有继承价值。这可以说是上海在弘扬传统文化进程中的个性所在。

  十九大报告中,习主席强调“一带一路”是我们发起的倡议。但我们不应该把“一带一路”简单理解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的延续或是再造。“一带一路”实际内涵是全面开放与全面全球化,和外部世界形成“共同体”,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共同体”像“一带一路”所建设的“共同体”那样,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世界人民、最大限度地体现文化的包容性——它不像西方历史上的种种具体的主义或宗教,只要是人类的一份子,都可以被这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看,上海确实具有特别的优势。上海历来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人们思想也更加解放。尽管看起来和传统文化差别较大,但是上海也曾经汇聚过一批传统文化精华,很多学术大师曾汇聚在上海。比如陈望道曾翻译过《共产党宣言》,但他本身又有深厚的修辞学研究。

  沟通中西,海纳百川,正是上海在“一带一路”中的长项所在。

  (本文来源于本刊与《上海滩》杂志社对葛剑雄参事的联合采访,已刊登于《上海滩》杂志2018年第4期“口述上海”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