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中国古籍能保存至今,是先贤不惜生命代价传承下来

发布时间:2017/6/27 13:26:21

  在6月15日上午举行的“汲古慧今:中华文化的根脉与传承”2017年沪台研讨会暨第三届海峡两岸古籍高峰论坛上,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做了《中华文化与古籍保护》的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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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赞成这次论坛的主题,因为古籍传承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崇高的精神。在还没有书籍、纸张、印刷术之前,我们的先人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把他们认为需要传承给子孙后代的内容,需要向上天、向祖先报告的内容,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器上、刻在石头上。所以,青铜器之所以被称为国之重宝,不仅有它物质方面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历史文化信息。比如“中国”这两个字,目前发现的最早记录是周成王时期铸造的一件青铜器,这上面出现了“中国”这两个字,使我们了解原来最早“中国”的含义,就是在天下万国中间,最重要的、最中心的“国”,即当时最高统治者所在的“国”。所以我们才有条件研究“中国”这个词怎么演变到今天。

  有了纸、有了印刷,古籍的保存条件要好得多,承载的信息也大得多,也得到了更广泛的普及。但是历代的天灾人祸,一次次地使中国典籍濒临毁灭,但又一次次地依靠我们先民的智慧和勇气,依靠知识分子的担当,依靠广泛民众的守护,大多数典籍得以保存到今天。当年乾隆下令抄写的《四库全书》分别保存在几个地方,其中一部保存在杭州的文澜阁。在太平天国战乱时期,杭州几次易首,造成这部典籍大量失散。战后通过当地人的共同努力,基本把它补抄全了。抗战时期,当时的浙江当局和图书馆为了使这部典籍不被再次毁坏,把它转移到了山区,战后又回到杭州,至今保存完好。

  抗战期间,我们有很多重要的典籍西迁,或者隐藏在当地,在大家的努力下,基本保存完好。比如有一部佛教重要典籍《赵城藏》,原来放在山西霍山广胜寺,日本侵略者欲蓄意抢劫这部典籍,当时八路军冒着生命危险把它转移到一个煤矿里,现在完整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且已整理出版。

  由于内战的原因,一部分古籍图书被转移到台湾,但是有赖于两岸有识之士,有赖于民众对古籍的珍视守护,基本上都保存完好。

  在特殊情况下,有些典籍流落海外,但是因为中华文化、中国历史巨大的影响和魅力,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比如清朝末年,我的家乡湖州藏书达到顶峰。著名的藏书家陆心源搜集了大量的宋本,他把藏书楼命名为“十万卷楼”,藏书以富宋元刊本而著称。后来他儿子陆树藩做事业亏了本,濒临倒闭,不得不把这部分书出让给日本。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但是这些书到了日本,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珍爱,直到现在一本也没有缺失,保存得非常好。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国古籍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力量。可见古代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深。中国学者同样也利用各种机会,在历史特殊情况下,把海外流失的中国古籍搜罗起来,甚至保存了日本、韩国、越南他们自己的汉文古籍,以及汉文的文书。

  清末民初,著名书法艺术家杨守敬担任驻日大臣黎庶昌的使馆随员。当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一度不重视汉学,把中国文书当做废纸,市场上除了中国古籍,还有大量的日本古书。杨守敬、黎庶昌就大量收购这些中国已经失传的古籍珍本,并汇编成刻印《古逸丛书》。因为钱不够,杨守敬还拿中国的碑帖,甚至拿自己的书法跟日本换回了许多用金钱所无法买到的珍本,还搜集了大量日本人当时抛弃的汉文文书。其中一件是日本光明皇后手抄的佛经,由杨守敬带到中国,现在完好保存在上海图书馆。

  十几年前,日本学者来沪,我介绍他们到上海图书馆欣赏这一件珍贵文物,他们叹为国宝神品。要是没有杨守敬这样的眼光,这件国宝早就在日本消失了。所以在今天,尽管我们的不少典籍散落在海外,不无遗憾,但是所有珍视、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都在为我们的古籍保存、研究提供条件,有的已经突破了历史的局限。比如《永乐大典》当年失散,其中一部分被八国联军抢去。这些年来,有的国家把它归还给中国,有的主动公开让我们复制,所以《永乐大典》现在能够重新出版、整理。

  我们要有这个认识,中国的古籍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珍贵的遗产,也是世界人民的珍贵遗产。我们没有理由把古籍保护封闭、局限在自己这里,我们要跟海峡对面的同道、同行共同保护、整理研究这些古籍,也包括海外一切热爱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包括珍惜古籍的人,我们一起来守护、研究古籍。

  现在的古籍保存条件已经非常好了,不必担心在我们这一代古籍再流失、再毁坏。比如复旦图书馆这些年一直在做这些工作,专门成立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继承传统的修补技艺,还与物理、生物、化学相关学科最新的科研成果结合起来,用科学的方法使这些古籍能够得到长久保存和利用。另外,很多图书馆都将这些珍贵的古籍实现数字化。

  但是,“古籍精神”的传承,并不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步进行的。我们的古籍之所以能够保存到今天,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先民不惜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传承下来的。比如说,秦始皇焚书的时候,有一位秦朝的博士伏生,当时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尚书》等珍贵典籍藏在自己家的墙壁中间。战乱平息后,他回到家发现这个墙壁毁了,《尚书》大部分失散了,只留下29篇,幸好他已经背下来。到他90岁时,朝廷得知他能背《尚书》,就派人来做记录,尽管由于他年岁已高,口齿不清,只能由女儿翻译出,再加上晁错是河南人,并不能完全听懂伏生的山东话,但是《尚书》主要的内容,就伏生这样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的人,才得以传承。

  今天,我们要保证古籍的传承,在物质条件上已经没有困难,但是在精神上还有不少的障碍。比如很多人看不懂文言文,怎么把古籍中蕴含的精华做出现代的解释,使青年们能够接受,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我本人生长在一个以文化藏书著名的小镇——南浔镇,我第一次接触到《论语》,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那时我10岁,姐姐进了初中,当时的初中课本分两册,一册叫做文学,一册叫做汉语,这个文学课本上选编了大量传统文化内容,其中第一课就是《论语》的“学而时习之”,也就从那时起培养了我对古文的兴趣,可以说是终身受益。

  所以,古籍保护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物质部分,更重要是要传承古籍所蕴含的精神,这个重点不仅在学校,更应该面向公众,面向年轻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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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5日,“汲古慧今:中华文化的根脉与传承——2017年沪台研讨会暨第三届海峡两岸古籍高峰论坛”在上海图书馆举行。此次论坛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上海图书馆主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上海东亚研究所、台湾古籍保护学会协办,上海教育电视台、台湾《旺报》社支持。两岸知名专家学者150人参会。本次会议聚焦中华典籍和文化传承,通过两岸学者共同研讨,通力合作,进一步促进沪台城市间的文化交流。

  沪台研讨会始于2011年,至今已举办六届,历届主题均与政治、经济有关。两岸古籍高峰论坛从2015年开始,至今已举办两届。本次会议通过两岸交流、跨界合作,深入挖掘中华优秀文化,携手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并着力激发两岸青少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进一步普及和传播中华文化知识。

  整理/王海燕

来源:上观新闻